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及有关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产生。长期以来，公众科学素质被视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人口素质指标，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明确目标：到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纲要》提出的两个时段的目标都是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为标杆的，因此，追踪和研究国际发达国家的公众科学素质指标和调查的变化和发展，对于制定具有中国特点的公众科学素质指标体系，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公众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际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发展状况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对国民的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和测试。这些调查和测试基本上采取了美国学者米勒的科学素养三维度定义和测试模式，即（1）具有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能力；（2）具有理解科学探究过程的能力，具备科学的思维习惯；（3）具有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能力。这一模式认为决定公众科学素养就是测试公众（通过调查、询问等）对这三方面的回答正确率。低于一定的正确率就被认为科学素养不足，缺乏现代发达社会的公民所要求的竞争力。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又增加了对科学的态度和兴趣方面的测试，并根据本国的特点和需要，不断修正调查和测试的指标及内容。对科技的积极态度，加上一定的基本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决定公民参与民主讨论的能力。
    2005年1-2月间，欧洲32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科学在欧洲依然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市民期待从科技进步中获益。80%的人对科技进步将有助于治疗AIDS和Cancer等抱有信心。87%的欧洲人认为科学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77%的人相信今后几代人要继续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数依然保持较高比例，占78%，虽然这一比例从92年以来，有所降低；欧洲对科技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人数，也有减少，如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兴趣减少了18百分点，对新医学发现的兴趣也下降了12百分点。在2004年美国科学理事会（NSB）所作的调查中，在测试科学素质水平的13个知识题中，美国的正确回答率是8.2 (63%), 而欧洲为7.8 (60%)。在美国，同意“科技使生活更健康、更方便、更舒服”的观点的占72%，而欧洲是50%。2004年，认为“科学研究利大于弊”的美国人占73%；而在欧洲，明确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要高于美国，占四分之一；而持同样态度的美国人仅占十分之一。通过对1990年---2001年所进行的主要研究的回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被看作具有“科学素质”的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增加了一倍，目前已接近17%。“但是，这一水平对一个民主社会所要求公民了解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参与解决重大政策分歧仍然存在问题”（米勒 2004）。               
    随着科学素质调查的深入开展，美国的科学素质三维度调查模式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在世界科学传播领域内，不少专家学者对调查和测试的内容、指标、方式和价值等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调查到底是测量什么？有什么价值？调查测试的是简单科学题的表面理解还是对市民在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中运用能力进行评估？调查是否正确地测试了当代科学和社会间的隔阂？能否确实评估科学及科学知识如何与社会生活和日常活动的结合？米勒教授也承认：我的调查模式确实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目前，欧美国家开始尝试采用不同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制定各种测试指标和标准，多角度地对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如：2006年，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尽管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美国成年人的科学素养合格率从10%提高到了28%，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科学素养仍然不合格。这次调查所界定的“科学素养合格”是指能够大致理解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科学报道中的31个概念或名词中的20个。调查显示，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有超过70%的人还无法看懂《纽约时报》上的科学新闻。同时，只有40%的美国人接受进化论。这次调查由于采用的方法、内容和指标都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素质的三维度模式，更加注重公众的科技术语的掌握程度，对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而且偏重于公众对前沿科技发展的了解程度。而欧洲国家在调查公民个体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外，更注重调查科技信息是否得到正确的传播，公众群体对科学的态度和支持度，科学传播对公众科学素质的影响力等等。调查手段也从问卷调查向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方向发展。另外，原先由问卷制定人自己进行调查的方法也逐步转向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和机构。这些新变化和新探索的目的在于力求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更加贴近科学传播的实际效果，及时反映公民科学素质的变化状况，有利于持续和定期地开展对公众科学素质的监测。
二、关于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
    我国自1992以来，先后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以美国的科学素养调查的三维度模式为蓝本进行了六次全国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通过这些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和测试，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欧美国家的教育水平、社会形态和经济水平等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的指标和定义对我们只有借鉴意义，不能全盘照搬。因此，探索建立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对于指导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开展，切实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素质的可测性与不可测性
    科学素质包含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基本发现的知识，对科学进程或科学知识的广泛理解，从而提高公众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建立在社会共同努力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有必要作为文化的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 对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以及公众对科技表述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可以通过制定能解释这一日益显露的社会共同财产的个性化的微观指标来进行调查。因此，科学文化和素养能够通过建立在与科学有关的实践，即科学传播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调查指标进行测试，每一个指标在性质上既可以针对个体或社会的，也可以针对质量或数量。
    目前，对科学素质的测试主要是通过对一系列设定的科学问题或题目进行口头或书面回答，其回答的正确与否，具有统计意义，并能正确反映和比较社会及个体的科学素质水平和差异。这一类型的调查题目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信息的获取来源、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等方面。由于这类题目测试的是公众的基本科学知识和概念，能够相对客观地测试公民的科学素质，所以，在设计时，要十分注重其科学性，既要考虑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状况，又要结合我国科学教育的大纲要求，也要反映我国科学传播的主题内容，认真研究题目所涉及的科学内容、难易程度和题库数量等。
    研究显示，当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科学的兴趣、态度和支持度等与科学素质水平的高低有必然的联系。科学兴趣的高低并不决定对科学的支持度，也不完全取决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另外，对此类问题的设定，出题人要十分明确问题的目的和期待的回答。因为有些问题不但使答题者，而且使出题者都感到困惑，如：在2005年欧洲国家的科学素质调查中，有一道题“科学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给予“是”或“否”（“同意”或“不同意”）的回答。当我们深入研究其中的含义，我们可以发觉，选择“是”的回答也许具有更强烈的否定含义。
    综上所说，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的设计重点应放在可测性部分。测试题应以客观题为主，主观题为副，制定统一的测试方法和手段，以有利于统计、分析、比较和互相促进。对不可测的部分，调查的重点和目的在于了解和分析社会对科学支持的环境和水平以及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地位和面临的问题。
（二）测试指标的标准化和比较性
    科学素质的概念为世界各国的科学传播提供了相对客观的内容界定和行动纲要。既然我们在《纲要》中将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的目标定位在与国际发达国家的接轨，那么，在考虑建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体系时，就应该在体现特点和保留国际标准化测试内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1．保留国际通用和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核心科学知识问答题（需要及时跟踪和更新）。这不仅是出于所选题目的统计意义，也是出于对牵涉的基本科学概念的共同认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本地的教育课程和社会及媒体的关注主题的类型进行初步调查，检查所选题目是否有可比较的基础。例如：一个共同和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呼吸的氧气来自植物”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个论点从社会分类上讲是正确的。而在巴西，教育和媒体从业人员传播的观点是“我们呼吸的大多数氧气来自海洋的微生物”。另外，针对不同人群的调查，科学知识的问答题所涉及的领域不应过于宽泛，最好有一定的联系和针对性。
　　2．保留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知识和态度的传统测试方法。这些问题在用于比较时，我们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弄清楚到底要比较什么：是比较公民的“科学素质”还是比较各国社会对科学的支持度，是比较某些测试的指标还是论点的讨论类型和理解水平？美国科学理事会（NSB）的观点认为：知识、积极态度和兴趣在总体上是紧密关联的，这已得到证实，但三者之间并不绝对存在正比关系。确实，我们也发现：一个对科技缺乏兴趣的人可以对科技抱有很积极的态度；一个或许对科学少有兴趣的人觉得他已得到足够的科技信息；而另一个人对科学很有兴趣，总感到他所获得的信息还不够多。在这些方面，通常的两个（有兴趣/没兴趣）或三个回答分类也许并不能应对公众认识的复杂性。
　　3．采用能够统计和测试各国媒体的科学含量和公众科学信息的兴趣指标，以尽可能地纠正自我申报的可能偏差。
　　4．在采用同一种调查模式时，要借鉴和运用通用的调查方法和程序，题目的质量和数量要有一定的比较性。
　　5．除此以外，在进行国内科学素质调查时，要结合我国对科学素质的界定和公民素质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人群，制定既有国际标准又有我国特色和特点的素质调查和测试指标。
（三）科学素质的局限性和科学传播的长期性
    公民科学素质的内容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现代社会对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科学学科的细分和知识的急剧产生，社会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隔阂远没有缩小，而在继续扩大。在特定的领域内，个人无论掌握多少知识，但对其他领域以及那些新知识产生的领域来说，他始终是脱离接触的。这不但使得许多热心于科技信息的公众都无法赶上，甚至使得科技专家也成为同一领域的陌生人和门外汉。这种状况也许将来会更加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素质相对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之间将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正是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决定了科学传播长期开展的必要。阻止公众和科学之间知识隔阂的进一步扩大，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从而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这也是科学传播得以存在的理由和能够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有效的科学传播活动，促进公众的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到实现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逐步占有，即达到科学素质的高级形态---社会的科学文化，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科学传播的长期和最终目标。确立这一认识和目标，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对科学传播的片面看法、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
三、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和价值
    当前，国际上对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目的和意义存在较大的争议，认为：目前的调查方法和测试问卷不能正确反映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隔阂，不能正确评判公民的科学素质。而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意义和衡量标准又是具有导向和指挥棒的作用，对有效地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公民素质的测试指数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
　　（一） 我国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与先进国家的比较，检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及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盲点和不足，针对性地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大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要在经常性的传播活动的评估基础上定期进行，监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变化状况和趋势，为我国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客观的数据和基础。
　　（二）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仅有参考价值，不能作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水平。因为我国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形态等与欧美国家不同，对科学素质的内涵界定和衡量标准有所不同，加上测试的方法和程序的区别，所以，单凭一张测试卷的回答是难以正确反映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因此，我们应该更注重公民的综合科学素质，即《纲要》中所指出的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不能将调查和测试的结果简单地作为衡量公民科学素质的唯一标准，更不能作为衡量科普工作好坏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培养大批具有科学创新精神，支持科学研究，热心科学文化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
　　（三） 调查指标的意义在于它的可比性，除了调查指标和题目外，调查的对象、类别、人群等都应有可比性，如：如：一个贫困的、以农牧业人口占大多数的边远省份与一个先进的、城市化特点非常明显的沿海城市，由于人口群体的构成不同、教育条件差距悬殊、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笼统地将两地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试结果加以比较，得出一地公民的科学素质高出另一地的结论，是缺乏科学性的，也没有比较的意义。因此，为了使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更具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应该选择可以比较的对象，开展直辖市之间、沿海城市之间、省会城市之间或各地重点人群，如：社区（城镇）居民、农民、在校大学生（中学生）、进城务工人员等之间的科学素质测试和比较，以切实了解和掌握我国公众，特别是《纲要》中明确指出的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的状况，这有利于各地取长补短，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开展生动活泼的科学传播活动。
　　(四）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过程和测试指标的公布要有权威性。要使科学素质调查具有权威性，首先需要建立类似于教育考试院那样的权威的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机构，同时建立标准化的、针对不同人群的调查和测试题库。调查结果和测试指标应由上一级调查和测试机构公布。同级调查机构和有关单位可以对本地区的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评估，也可以对本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状况进行调查，但不宜向本地区以外发布当地的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数，以避免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出现互相攀比、人为拔高、“数字中出政绩”，“以指数论英雄”等不正确的做法，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促进我国科学传播活动的质量和切实提高公民综合科学素质上来。
四、 结论
    实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明显提高对于增强我国科技的创新力，形成我国社会的科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经验，正确界定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内容，尽快研究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指标和与之配套的科学传播大纲，正确理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实际目的和价值，正确开展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从开局之初和源头上避免和纠正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倾向和问题，对于达到和完成《纲要》所提出的实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总体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深入的研讨。

参考文献：
[1] European Science Events Association.Science Communication Events in Europe[M]， 2005
[2] Bernard SCHIELE.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the real context of society[M]//At the Human Scale-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inication. Science Press Beijing,2006
[3] Michel CLAESSENS.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 European perspective [M] //At the Human Scale-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inication. Science Press Beijing,2006
[4] Margaret Corbit, Richard Bernstein, Suzanne Kolodziej,Cathy McIntyre:STUDENT PROJECT VIRTUAL WORLDS AS WINDOWS ON SCIENTIFIC CULTURES IN  CTC SCIFAIR